吃完早饭没多久，竟然有几名日本人找上了门。
估计是媒体散出去的消息，因为来人中除了三菱集团的岩崎小弥太，还有记者高桥义雄。
李谕本来想着短暂停留后就离开，没想到还是被日本人找上了。
“李谕先生，我们见过面的。”岩崎小弥太说。
现在三菱集团的掌门人是三代目岩崎久弥，而岩崎小弥太则是未来的四代目。
二人属于堂兄弟。
三菱的创始人是很多人都听过的岩崎弥太郎，然后第二任是他的弟弟岩崎弥之助。
目前的三代目是创始人的儿子。
而眼前这位岩崎小弥太，则是创始人弟弟岩崎弥之助的儿子。
稍微有一点乱，不过总之都是岩崎一家子。
所以人家叫做财阀嘛。
李谕同他握了握手：“你好，岩崎先生。”
岩崎小弥太给他介绍旁边的记者高桥义雄：“这位高桥义雄先生来自《时事新报》，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记者，还是福泽谕吉先生的弟子。”
高桥义雄对李谕非常感兴趣，仔细打量了一番后说：“想不到黄种人中能诞生您这样的人物。”
高桥义雄是坚定的福泽谕吉追随者。
福泽谕吉在日本可谓桃李满天下，在日本被尊称为“日本教育之父”。
如果站在日本人的角度，福泽谕吉无疑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先驱。
日本2019年货币改版前，万元大钞上的头像就是他。
不过，若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他则是个让人感到五味杂陈的对手。
近代史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深刻影响日本各方各面，大名鼎鼎的“脱亚入欧”主张，就是出自福泽谕吉。
如果了解日本近代史的，就能看得出，从幕末至二战结束的近一百年，日本的政治、经济、教育乃至外交等领域，处处都能看到福泽谕吉的影子。
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更应该冷静地认识到，福泽谕吉教育理念中的军国主义内涵，同样被他的后辈们全盘继承并一一化成了现实。
也就是说在日本国势日趋强盛的同时，“脱亚入欧”的理念逐渐呈现出了较强的保守色彩：“脱亚”继而演变成了“侵亚”！
福泽谕吉曾赤裸裸地提出过日本实现“伟大复兴”的先决条件——强化军备的同时，在合适的时机“抢占亚洲”，侵占朝鲜和中国。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发表了着名的《脱亚论》，对中国和朝鲜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他在文中说，中朝两国是“停滞于儒家思想，被专制主义和残酷法律束缚的国家”，“日本不仅从两国得不到任何援助，引起的外交事端也不在少数”。
因此，他认为“对于中朝两国，根本不用什么‘特别照顾’，日本应追随西方列强，共同占领中国和朝鲜。”
这种思想可谓是深深影响了日本政界军界乃至浪人界。
后来甲午战争爆发，福泽谕吉的对华态度极为强硬。他在专题文章中将甲午战争“赞颂”为“神圣之战争”，还将日本战胜的事实比喻为“梦想已久的胜利”。在两国谈判期间，他不仅要求日本政府索取巨额赔款，并要求将旅顺、威海卫、山东和台岛甚至是东北三省，“必须收入囊中”。
总之，在19世纪末福泽谕吉发表的言论中，充斥着极为浓重的非理性、疯狂性和冒险性的军国主义特质。
不过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极为热衷推崇。
日本此时民众就是这样，不管是不是正义的，只要是对外战争能打赢，即便是侵略，也会极力赞颂。
当然不少国度都差不多。
当年英国搞日不落帝国、后来美国全球驻军时，你看有几个英国人、美国人觉得不妥了？
不妥的只是打败仗，比如越南战争这种泥潭。
但能够制霸全球，不管是早年的英国人，还是后来的美国人，他们有可能表面上说两句不太人道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但心里其实都乐死了。
所以福泽谕吉这种人站在不同的立场评价区别很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思想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历史走向。
福泽谕吉的后半生主要从事报纸和教育事业，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创办《时事新报》和庆应私塾大学。
高桥义雄便在《时事新报》就职，而他的言论明显带着福泽谕吉崇尚白种人的特点。
李谕澹澹道：“尊下的意思难道是中国人不能够掌握尖端的科学知识？”
“因为那需要极为优秀的智力，”高桥义雄说，“而这，似乎并不是黄种人能具备的。”
1868年进入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选择迅速“西化”。
而恰恰在这一时期，西方的种族主义传入日本，西方人以人类学、进化论、优生学等“自然科学”为依据宣称种族存在优劣之分。
然后一些出国的日本人、日本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恍然发现，日本人种被列在种族序列的中下层，他们被定义为“黄种人”“蒙古人种”等。
有日本学者就说，在坐船前往美国时，看到上等车厢与下等车厢有如天壤之别。
华工们蜗居在狭窄昏暗、臭气熏人的底部船舱。
日本学者称他们“像架子上的蚕一样起卧”。
而抵达美国后，又正好遇到所谓“底层白人”爱尔兰劳动移民强烈排斥中国劳动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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