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京师大学堂期间，学生的膏火、饭食免费，但是纸笔、中外图书及一切生活服务等费，还是需要自己筹措。
仕学馆还好，毕竟都是有官身，根本不愁银子。
但师范生有不少一介穷儒，压根无以谋生计，许多又成了家，离家千里，求学长达四年，因此难免有内顾之忧。
不过京师大学堂规格如此之高，地方政府肯定也舍得对学生提供资助。为了让学生安心学习，部分省府就会给本地在京师大学堂学习的师范生津贴。
津贴钱数各省不一，比如湖北省给每名师范生每月二十两银子，包括安家银十二两，在京费用银八两。
广东给的最多，每个月直接25两。
这种资助真心非常高了，一年240两到300两银子，放在清末绝对是力度非常非常大的补贴。
毕竟一个闲散满清宗室一个月不过三四两银子。
至于京师大学堂的科目设置，其实和现代也没有太大区别，毕竟是学习的日本。此时的日本在教育方面已经和欧美接轨，大大领先于清朝。
仕学馆和师范馆的课程设置和难度有所不同，大体上有算学、博物、物理、化学、经学、外国文、地理、史学、心理学、法律学、图画、体操等课。
李谕其实基本都了解，唯独可能就是上上经学、教育学，然后图画也会上一上，当然很多时候是自顾自在练习素描。素描其实蛮有用的，李谕以前就想学，现在终于是有了时间。
大学堂里有位外国教习对他印象颇为深刻，就是来自日本的心理学正教习服部宇之吉。
服部宇之吉并不是京师大学堂主动聘请，而是日本方面推荐。
早在四年前戊戌变法刚刚设立京师大学堂时，日本就得到了消息。如今再次正式开学，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认为：“日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绝不能让欧美等国插手清政府的教育事业。”
于是日本外务大臣联合日本驻华公使一同说服荣禄与奕匡，从日本聘任教习。
服部宇之吉就是因此来华。
他的妻子叫做服部繁子，也挺出名，对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非常上心，同时她与秋瑾也是闺中好友。
服部宇之吉当然知道李谕的大名，所以在课下找到过李谕交流。
“李谕先生，您认为京师大学堂之学术成就可以赶超西方吗？”服部宇之吉直接发问，李谕毕竟不是普通学生，没必要搞那些弯弯绕。
李谕说：“服部教习的说法太超前了，现在大学堂草创初期，谈这些为时尚早。而且您应该了解，学术成就的高低有时候并不单单取决于一所学校水平的高低。”
服部宇之吉说：“你的意思是取决于学生水平的高低？是指你自己吗？”
李谕笑道：“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您可以理解为我也是学校的一份子，所以我当然并不是提及自己。我是说国力的强弱与学术成就的高低往往也是正相关。”
“好一个正相关！从这三个字就看出来你不仅数学水平高，眼见也不凡。”服部宇之吉继续说，“说点眼下的，你对我的《心理学》一课有什么建议？”
李谕说：“服部教习的教学水平自然不用多说，但是许多同学根本看不太懂日语教材，一边翻译一边学习，实在是太慢。实话说，这个时候我几乎已经快看完全部章节。”
李谕日语不错，这一点服部宇之吉是知道的，但大部学员虽然看日语教材有时候能猜出几分意思，但涉及一些专业词汇的时候，还是完全蒙圈。
所以现在京师大学堂的外籍教师上课时往往还要专门兼做翻译，效率很低。
服部宇之吉点点头：“你的建议非常中肯，我的确应该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编撰一套中文心理学讲义。”
好在他真的说到做到，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至今还留存于世。
而且服部宇之吉对于京师大学堂的早期建设还是挺上心的，一到任便天天出勤，帮忙制定了师范馆和仕学馆的学科课程和规章制度，又为教室和宿舍做准备，协助购买机械、标本和图书，一同筹划师范馆的入学考试手续等等。
李谕说：“服部教习的中文在教职中已经算是优秀。”
服部宇之吉作为一个日本人还是很谦虚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语言同样博大精深，我不过是从小有所涉及。说到这个，我认为正是中日一衣带水的关系，所以我们日本人应该做清廷的领路人，有义务做好清廷的教育工作，力保中华之文化不断。”
服部宇之吉的思想和他同时期的日本东洋史大学者内藤湖南很像。
内藤湖南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曾经属于汉唐，但现在已经转移到了日本。因此日本要负担起东亚文化圈的领导地位，带领中国、朝鲜。
正是后来日本所谓“*****圈”的源头。
李谕当然知道这些，他面无表情说：“中国之文化当然不会断，即便历经各种阴谋阳谋亦是如此。”
服部宇之吉并没有听出李谕话语中的意思：“我们日本现在做的，就是要让清廷知道，我们日本与清国有着相似的文化，我们与西洋并不相同，只有我们日本才能在情感上真正与清国站在一起。”
李谕心想：是啊，你们日本确实和西洋“并不相同”，下起手来可比欧洲列强恶毒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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