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章 南柯一梦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说：洛阳的风俗，大抵好花。初春时节，城中百姓无论贵贱，皆插花。
甚至还有“四相簪花”的典故：北宋的韩琦、王王圭、王安石、陈升之四人相约在广陵城各插一枝芍药，把酒吟诗，不亦乐乎。神奇的是，这四人在此后30年内竟然全都当了大宋的宰相……
海上丝绸之路经历千年的发展，在宋代出现了巨大的变革，不仅中国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整个亚洲海上贸易也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经济重心南移、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进步，以及宋朝相对积极开放的贸易政策等因素推动下，中国对外贸易重心完成了由陆上丝路向海上丝路的转移。
宋代中国海洋经济的变革及西亚商人掀起的印度洋沿岸地区和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早期伊斯兰化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催生了海上丝路新的运行机制。中国形成了成熟的近海区域市场，成为进出口商品供给和分销的重要平台，以及联系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枢纽。
浙东和福建沿海地区形成了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及“重商轻农”的思想观念和生计方式，孕育出滨海地区新的海洋性地域特征。
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海岛地区贸易空前发展，并进入早期伊斯兰化时期，形成了巨大和稳定的贸易动力。
在亚洲海上贸易全面繁荣的推动下，南海贸易体系最终形成，将印度洋沿岸、东南亚和东亚海域各国整合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国际市场体系。
在海上贸易发展推动下，宋代海洋知识、海洋观念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催生了若干新的文化因素。海洋不再是一个荒诞的神仙世界，而成为充满商机、聚财生利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空间，人们的海洋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
出于护佑航海的需要，海上神灵信仰有了巨大发展，并出现若干新的变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通过海上贸易传到中国，并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宋代海上丝路的新变革、新机制在宋代以后持续增长，使亚洲海上贸易具有了持久稳定的动力；即使明清实行“海禁”政策，也无法阻挡亚洲海上贸易前进的步伐。
中国古代西北、西南和海路通向境外的三条路线分别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史籍对三条丝路的明确记载始于汉武帝时代（前141—前87），而实际存在可能更早。
汉唐时期，北方丝路长期占据对外交通的主导地位。首先，是政治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
汉唐政治重心在西北，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是王朝安全的重心，经营西域具有了钳制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战略意义，即汉武帝“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故宋代以前“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
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例如，西汉在政治力量推动下，西域与中原“使者相望于道”，一岁“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
这是南方丝路和海上丝路不具备的条件。
其次，汉唐时期经济重心在北方。在交通困难，奢侈消费品作为远距离贸易主要商品的时期，长安和洛阳两大都市为中心的地区是出口商品主要供给地和进口商品主要销售市场。
“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唐代通过丝路来华的外商——下至卖胡饼的小贩，上至资产亿万的大商，长期定居长安。
再次，汉唐时期中国的贸易国主要是西域、中亚和西亚诸国。汉时，大夏、大宛、康居、安息等是汉朝的主要贸易国。这些国家“善贾市”，“欲（与汉）贾市为好”。
甘英欲往通大秦时，“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大秦）交市”，即垄断中国与罗马的贸易，故意阻止。魏晋南北朝时，龟兹、于阗等国仍“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
唐代西突厥兴起后，积极介入丝绸贸易，将丝绸贸易推向了高峰。公元8世纪中叶，回鹘与唐的绢马贸易将西北丝路贸易再次推向高潮。
西北丝路的开通，将中国内地与地中海、伊朗、印度间的经济交流圈联系了起来。
南方丝路僻处西南，以蜀地和云南为主要腹地，发展规模和贸易地位始终不能与北方丝路比肩。
汉代海上丝路以徐闻、合浦为起点，用小船辗转循岸航行，“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从徐闻到黄支，不计中途耽误，单程需要十二个月，“不者数年来还”，航程中充满蛮夷剽杀人、风波溺死等危险，也无法与北方丝路并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较为重视海上交通，海上贸易有了较大发展。贸易条件更好的交州和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主要贸易港。孙吴政权曾派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
南北朝时期，交州“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广州也是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此时期还出现了从东南亚经海南岛以东直达广州的航线。
法显《佛国记》记载，其所乘商船本欲自苏门答腊往广州，“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即从深海直航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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